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
榮格與衛禮賢的故事
申荷永
“斐樂蒙”深深地影響著榮格，是其無比重要的內在“導師”。但是，畢竟，“斐樂蒙”來自于夢和無意識，作為意象的“斐樂蒙”只屬于榮格。受這樣一位內在“導師”啟發所形成的理論與思想，更加需要某種印證。曼荼羅展現著來自深層自性的消息，預示著自性化的出現與發展，但是這也需要某種確信與呼應……
榮格在其自傳中說，“幾年之后(1927年)，我由于做了一個夢而使我對有關這個中心及自性的想法得到了確信。我可以用我稱之為‘永恒之窗’的一幅曼荼羅來表示其本質性的理解。這幅畫后來印在了《金花的秘密》一書里。一年之后，我又畫了一幅同樣的曼荼羅，在此畫的中央處則是一個金色的城堡。這幅曼荼羅畫完后，我問自己道：‘為什么這么像中國畫？’我對于其形式和色彩的中國感覺印象深刻，盡管其外觀上并沒有任何中國畫的東西。但是我卻深感它與中國的聯系。于是，接著就發生了奇妙的巧合，我收到衛禮賢寄來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部論述道家煉丹術的書稿，標題也是《金花的秘密》。他還要求我就此寫一篇評論文章。我即刻如饑似渴地來閱讀這書稿。因為書中所述對我關于曼荼羅以及自性作為中心的想法，給予了我做夢也不曾想到過的證實。這便是打破了我孤獨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感受到了一種共鳴，我終于可以與某件事和某個人建立起聯系了?！?/span>[1] 榮格在其自傳中明確的表白，是衛禮賢幫他找到了重返這個世界的歸路。
于是，這也就開始了榮格與衛禮賢的緣分。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國，1930年去世。在其57年的人生歷程中，有25年是在中國度過的。1899—1920年一直生活與工作在青島。1922年起又在德國駐華使館工作，并在北京大學任教。1924年回到德國之后，在法蘭克福大學任中國史和中國哲學的榮譽教授，仍然從事于有關中國文化的研究與工作。他曾在勞乃宣的幫助下將《易經》翻譯成德文（1924），用20年的時間翻譯與主編了8卷本的《中國宗教和哲學系列》（1910—1030），成為世界著名的漢學家。但是，衛禮賢與中國不僅僅是學術的關系，正如他自己在其《中國心靈》一書的前言中所說：“我有幸在中國度過了生命中25年的光陰。像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許久的人一樣，我學會了愛這個國家，愛她的人民?！?/span>[2]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譽秘書長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為代表的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對中國進行了正式的學術訪問。在華南師范大學所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科茨博士提出，就榮格心理學思想的形成而言，衛禮賢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實際上，榮格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就在其紀念衛禮賢的悼文中他曾這樣說：“事實上，我認為衛禮賢給了我無限的啟迪，我所受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人……”[3]
衛禮賢在榮格生活中的出現，不但給榮格帶來了東方的智慧，帶來了《易經》的意義，帶來了道家內丹的理論；而且，見證了榮格面對無意識的經驗，使榮格獲得了莫大的支持。榮格在研究與撰寫《金花的秘密》（與衛禮賢合著）的過程中，完善了他的積極想像技術，尤其是將道家“自然”、“無為”的意義付諸于這種心理分析的技術之中?！督鸹ǖ拿孛堋芬娮C了榮格通過曼荼羅對于自性的探索與感受，同時也在象征的意義上，促成了榮格對于“煉金術”的融會貫通。通過衛禮賢，榮格獲得了對《易經》的理解。在《金花的秘密》一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評論：“《易經》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心靈，融會著幾千年來中國偉大智者們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至今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边@是榮格對于《易經》的理解，以及他對于《易經》之情感的表達。榮格說，“任何一個像我這樣，生而有幸能夠與維爾海姆，與《易經》的預見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這里我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而這一‘阿基米德點’，足以動搖我們西方對于心理態度的基礎”[1]。這個“阿基米德點”，是榮格對于《易經》的接受和理解，而這個“阿基米德點”，也正是榮格心理學發展的關鍵。
榮格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表達：“維爾海姆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價值，是因為他為我解釋與證實了我過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從事和研究的東西”。榮格說，“維爾海姆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這是榮格對于維爾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榮格對于中國文化的向往。在榮格看來，維爾海姆似乎是被歐洲的精神或靈魂所選擇，讓他給西方帶來中國的《易經》，帶來東方的新希望。榮格在其紀念維爾海姆的文章中說，“這是維爾海姆自認為所全力投入的一種文化使命，他認識到，對于滿足我們靈魂的需求，東方可以說是一個寶貴的源泉”。[2]
榮格深深地敬佩維爾海姆的“漢學”，以及他對中國哲學，對于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榮格說，“我甚至不能用‘影響’一詞描述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與維爾海姆的關系，因為實際上，維爾海姆是被中國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傳《夢·回憶·思考》的附錄中，榮格曾這樣來描述他對于維爾海姆的印象：“我見到威廉·維爾海姆時，他不僅在寫作和說話上，連舉止看上去都完全像個中國人。東方的觀點和古代的中國文化，已經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span>[3] 面對這樣一位漢學家，面對這樣一位漢學家所代表的深遠的中國文化，榮格將其作為自己終生的良師益友，也作為自己心理學的深遠背景。
在維爾海姆去世前的幾天，榮格做了一個夢：在我的床前，站立著一位身穿藍色外衣的中國人，雙手合十，對我深鞠一躬，好像是希望給我一個消息。那也是維爾海姆所希望繼續給予榮格的“中國消息”。1930年，當維爾海姆逝世之后，榮格專門撰寫了悼詞。其中，榮格這樣敘述他與維爾海姆的緣分：盡管一位是漢學家，一位是醫生；一位精通中國文化，一位根本從未到過中國，也不識漢語；……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們成為終生的朋友的呢？榮格說，“但是我們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領域，它超越了學術的界限，而那正是我們接觸的地點，碰撞的火花啟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1] 榮格認為，維爾海姆通過自己的工作，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得中國幾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夠得以在現代的歐洲傳播發揚。榮格說，維爾海姆一旦接觸到了“中國心靈”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為我們發現了一份珍貴的禮物。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榮格將自己稱做維爾海姆的學生，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的學生。通過維爾海姆，榮格接觸并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的熏陶和培養。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申荷永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