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治療的歷史根源 ：
二戰以后很多研究學者及后來跟進的實務研究者，將注意力轉向家庭在創造和維持一個或更多家庭成員的心理困擾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戰爭余波中，家庭突然出現了一連串的問題（社會的、人際關系的、文化的、環境的），為了這些問題，社會大眾轉向心理學家尋求解決之道。
心理治療的心理問題的界限也延伸到家庭問題，諸如婚姻失和、分居與離婚等種種感情失調。心理治療者已經開始檢視家庭關系，以及成員之間需要修正的互動，以促成個人成長。最后，越來越多的臨床治療者開始了解到改變家庭結構以及互動模式常常是必要的，如此才能以適當的行為替代有問題的、功能失常的或不適應的行為。
最近幾十年中，各種不同的行為科學與專業訓練學科的代表，涉足家庭領域，發展了大量理論來檢視及了解家庭的運作功能。
戰后早期的學者Bateson和Juergen Ruesch 共同構建了人類溝通的理論。H.Goldenberg和I.Goldenberg（1983）注意到五個看似獨立的科學與臨床上的發展，同時為家庭治療的出現拉開序幕。這些包括：（1）把精神分析治療的范圍擴展至包含以情緒問題，最后包括治療整個家庭過程；（2）引用一般系統理論，強化探索那些構成相互關系的整體之間的各部門之間的關系；（3）觀察家庭在形成精神分裂癥成員的角色；（4）兒童輔導與婚姻咨詢兩個領域的發展；（5）對新的臨床技巧如團體治療漸增的興趣。
精神分析與家庭治療
精神分析是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理論，并建立了治療技術，二戰后成為美國治療精神病的主流意識。弗洛伊德察覺到家庭關系對個人人格形成的動機，特別是病態行為的發展。在他的很多案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家庭關系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提供了診斷上豐富的協助。但由于弗洛伊德推崇個人治療，直到1950年，家庭成員才開始被視為治療上的團體。
另一個對家庭治療有影響力的是阿德勒。他的手足競爭或家庭星座、以及生活風格都證明了他了解家庭經驗在影響成人生活中的關鍵作用。阿德勒的理論可以被現在的家庭治療者應用于治療過程中。阿德勒的同事Dreikues把美國兒童輔導中心擴展成家庭咨詢中心，中心為了努力促進兒童與成人的了解與合作，提供教師課程，并組成各類家庭團體。
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家是美國精神科醫生沙利文，他強調人際關系在人格發展上的角色，注意到家庭生活混亂對精神分裂癥的影響。Don Jackson和Murray Bowen受沙利文理論的影響，后來都成為家庭治療領域的杰出人物。
Ackerman以采用精神分析原則來研究家庭而聞名，他強調家庭的角色是一個動態的心理社會單位。
一般系統理論
一般系統理論代表一種努力包含所有活的系統可理解的理論模型，以及一種有關行為科學的模型。這種理論把表面上不相干的現象描述為自我調整系統的成分，不斷改變以尋求穩定狀態。將其應用到家庭上，重點在于部分如何組成整體，如何組織及如何產生交互作用。這一理論為家庭治療提供了理論依據。
精神分裂癥與其家庭的研究
在相信家庭動力的形式可能可以解釋不同形式的成人精神病學的情形下，1940年末，研究學者開始針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教養與家庭生活等問題進行研究，它首次引起大家注意家庭關系在制造與維持病態行為的角色。
對家庭病理學的研究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很多臨床治療者通過其豐富的治療經驗，從中得出結論：家庭被解釋為支持異常個體的功能失常系統，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治療是建立功能失常家庭中的角色，并確立了研究其他種類家庭的互動模式。
婚姻咨詢、兒童輔導與家庭治療
婚姻咨詢與兒童輔導領域是家庭治療的先驅，其有效的治療需要治療者同時治療有困擾的夫妻雙方、或父母孩子。它使家庭成員以配對的方式接受治療，修改了傳統強調單獨治療病人。
團體治療與家庭治療
團體治療從二十世紀以來被多方使用。通過團體的形式進行治療更有效率。它利用小團體歷程的方法提供了以整個家庭作為治療對象的模范
2，家庭治療的發展
家族治療運動在50年代獲得推動力與全國性的重視。這個年代的家庭治療師的先驅，在60年代與其他原本個人取向但受人工頭腦學想法的影響而對個人取向更加不滿的治療師結合，這些治療師深深受這種新的行為功能失調概念與治療方式所吸引。由于早期的家庭研究沒有受到重視，這個年代的臨床學家只是急于要將他們應用到臨床實物上，在這些歷程中，他們發展出許多介入整個家庭的新策略。家族治療在當時的世界各地都有相應的發展，尤其是在歐洲。
在70年代技巧的發展遠遠超過理論的發展，新的治療技術不斷地被發展出來，包括與家庭相關問題的行為取向治療。這個理論以快速的速度成長，而且有許多自我意識與自我評價的努力一直在進行。
80年代，婚姻與家庭治療結合成單一的領域。來自不同訓練背景的實物工作者成立跨訓練的組織團體，使得“家庭治療師”成為專業的表征。
90年代 家族治療的主流已經遠離堅持“學派”的分別，進而走向整合，學者們對系統理論的興趣再度復蘇。另外建構論的觀點也使得人們注意到家庭治療臨床工作中的語言和意義。
3，家庭治療的理論觀點
家庭不僅是由一群共享特定物理和心理空間的個體所組成，同時也是一個具有獨特性質的自然社會系統。家庭治療運動在1950年開始蓬勃興起，與此相配合的家庭治療的觀點也得到了大力發展。
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響，臨床醫學家通常是維持內在心理的觀點，藉由專注在揭開并重建病人的過去，他們假定這種知識或覺察會產生必要的洞察，因而導致行為的改變及癥狀的改善。
在不否定個人內在歷程及行為重要性的前提之下，目前對于人類問題較廣泛的看法著重于發生個人行為的家庭脈絡。然而與內在心理觀點相反的人際觀點，不但重視個人行為對于家庭與個人互動的復雜影響，也認為所有行為都是一連串沒有明顯起始與結束的事件中的一部分，這些事件是持續、互動、反復而且循環的。家庭觀點不是從研究過去來發現解答某事發生的原因，而是將治療師的注意力導向家庭中目前所發生的交流模式上。此觀點假設人們和事件存在于相互影響和彼此互動的脈絡中，也就是家庭成員彼此分擔其他每個人的命運。
家庭心理學及應用在臨床上的家族治療，采用這種系統性的觀點，從心理學傳統上強調個人，擴大到研究個人在主要關系組織、婚姻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與本質。根據這個觀點，一個表現出功能失常行為的人（如藥物濫用、飲食障礙、恐怖癥）代表著系統的缺陷。
典范的轉移
只要由一套態度、哲學、看法、程序或方法論主宰著科學的思考（也就是所謂的典范），那么大家就會從此學派的觀點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如果廣為盛行的典范無法解釋一些嚴重的問題時，就會有科學的努力以及更適應的理論取代既存的理論系統。一旦舊有的信念理論系統被取代，那么觀點就跟著改變，而以前發生的事件也會被賦予新的定義。根據Kuhn（1970）的看法，典范轉移的結果將導致科學的變革。正如五十年代許多心理治療師的想法經歷一場變革，此時被認為是家族治療開始的時期。
家族治療不僅是另一種治療方法，它代表了“一個理解人類問題，了解行為、癥狀的發展，以及解決之道的全新方法”。Harly和其他人曾認為家庭治療的觀點顯示典范的轉移，因為它打破舊有的想法，必須用一套新的方法來收集及解釋未來的資料。這種典范轉移超越了過去只是關切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反復的行為類型，甚至不只是關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個概念上的躍進，特點在于家庭是主題事件。家庭是有功能的互動系統，它本身是個實體，不僅大于家庭成員投入的總和，也提供脈絡結構以了解個人的運作。
人工頭腦學的認識論
家庭治療提出人工頭腦學的認識論，作為我們慣有的理解和思考方法的另一種選擇。我們現在所認為的簡單或第一序的人工頭腦學，是由傳播工程與電腦科學中所發展出來的，此為了解所有系統如何調節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后來注意力逐漸轉向結構（即組織結構）及回饋回路之控制；而通則或慣例則被用來解釋究竟是什么在支配所有系統，并且觀察者可以客觀的研究并改變系統，但仍保持在系統之外。
Bateson將人工頭腦學法則應用到人類溝通歷程中，這些應用包括和精神病學有關的部分。他首次提出的人工頭腦學概念提供家族治療的領域，但他所提出的人工頭腦學概念提供家族治療一個知識性的基礎。Bateson的大膽假設對許多臨床工作者把注意力從病人有此行為的原因，轉而檢視資訊交換及家庭中人際關系的歷程的內涵，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交互決定論
采用關系的見解必然會把注意力從內容轉移至家庭的歷程上。這種新觀點不再強調以歷史事實做為目前問題的解釋，而是將焦點放在人工頭腦學的家庭系統中一系列相關聯的溝通交換。
內容是線性因果關系的語言，此觀點是在說某事件以單方向的刺激－反應方式導致事件。這種看法可以適合去了解簡單的機械狀況，但用來處理家庭互動之類的復雜組織則非常不恰當。
在家庭成員中某位成員的改變影響其他所有成員及整個家庭，這種反射作用反過來沖擊第一人，以連續不斷的環狀回路或重復的連鎖反應產生影響。這種相互關系不限于兩人之間，在大家庭中也存在許多這種關系鏈，往往無從了解誰先開的頭。家庭的歷程影響個人的行為，相反地，家庭系統中的個體也會影響家庭歷程。家庭運作是交互決定論的典型情況。
發病者及癥狀的出現
在家庭參考架構中，當我們分析單一家庭成員的行為時，若沒有注意這個行為發生的背景時是無法了解的。家族治療師并不把問題的來源或癥狀的出現視為由一個“生病”的人而產生，而認為個人只是帶癥狀的人，稱為發病者，他表達了家庭的失衡或功能不良。
采用這種功能主義看法的家族治療學家，大概要把家庭成員癥狀的意義或功能，看成是家庭變的不穩定并企圖調試和重建平衡的信號。
其他家庭治療學家認為癥狀行為是對處理壓力下的家庭組織所做的反應，并不一定是維持家庭平衡的保護解決方法。從這個觀點來看，盡管家庭努力把問題設定在某位家庭成員身上，所有家庭成員其實都一樣“具有癥狀”。治療師必須了解產生不良的互動行為所在的家庭脈絡，然后把家庭成員視為團體以改變即存的脈絡，以容許新的互動方式浮現的可能性。
第二序的人工頭腦學
White和其他后現代主義者提倡第二序的人工頭腦學。第二序的人工頭腦學雖然保留人工頭腦學的隱喻，但主張在從事家庭治療時，治療師必須知覺到許多個體存在，而且每個人對事實和家庭的描述都有自己的看法；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家庭觀，而且都是個別且正確的知覺。因為他們強調的“客觀”實際上并不存在，所謂對于家庭的客觀描述只是敘述者的社會建構，而非家庭現實。家庭的現實并不能從客觀的方法來發現，因為他只是經由成員的社會互動所產生的一致看法。從這個新觀點來看，一個家庭有多重觀點所組成，而不再被視為旁觀者的治療師也參與一起構建被觀察的現實。治療師決不認為他或任何成員可以揭發家庭或問題的“現實”，就像其他參與者一樣，治療師所看到的家庭現狀，是他對家庭和問題的特別假設的產物。每個家庭都有多重事實，但決不是一個共同的事實，所以治療師不能視自己或任一成員對于現實的解讀是正確的，而認為某成員的觀點則是扭曲的。
對那些把家庭比做機械系統的治療師來說，第一序人工頭腦學仍是其主要焦點，但第二序的人工頭腦學論者主張家庭是有生命的系統不應被視為外部設定的物體，而應看成是自我創造的獨立實體。
目前大部分家庭治療師繼續以人工頭腦學的觀點來從事實務工作。雖然第二序的人工頭腦學無法取代第一序的人工頭腦學的效度，最近興起的看法提出許多問題探討如何進行家庭治療更有效。
4，結構家庭治療技術
――加入（joining）
“加入”是治療者為了做診斷及促成改變，而與家庭連結的動作，它不僅是有助于做診斷的技術，最主要還是能借助它來介入處理，以促成改變。雖然在接觸家庭的開始階段會相當強調“加入”，但事實上它也發生在治療的任何階段。
在“加入”的過程中治療者鼓勵家庭成員能感覺到夠安全而去探索替代的互動方式和去共同解決問題。藉此識出他們壓力和痛苦的地方，治療者使他們知道面質這些苦處是安全的，例如，在一個緊密的家庭中，如果某成員有明顯的負向特質，結構取向治療者會確認它的存在，但同時“吸收”個人對于這行為的責任。如，對小孩說：“你看起來相當幼稚。父母是怎么做，使你維持這么??？”對先生說：“由你的行為看起來，你相當依
治療者的“加入”，主要通過與個別家庭成員的接觸。接觸的方式可以說有無限種，然而對于家庭全體及其個別成員來說，有些方式可被接納，而有些是會被抗拒的；有些可能會很順利、很友善地一來二往起來，有些則可能相當不順暢。治療者加入時根據接觸個別成員時所引起的情緒感受，可形成對整個家庭的情感圖像。治療者要越過家庭與外界間的界限，尋求任何可能的立足據點，并尋找可能和治療者形成聯盟的次系統。雖然治療者的意圖絕對是正向的，但基本上，任何形式的“加入”無可避免的都會干擾家庭原本的生活，家庭自然地會對這“外來者”的“加入”所造成的干擾，小心檢視、抗拒、結合、反應。所有這些在和治療者接觸過程中所產生的“掙扎”，絕對不是隨意出現的，往往是帶有家庭的固定模式的，家庭系統對治療者介入的順應或調試，常能向治療者提供這個家庭的主要功能等重要的診斷資訊。
總之，“加入”絕不單純只是一種外交手腕或只是為了建立治療關系而已。治療者可借助“加入”發現系統的秘密，以及經歷、覺察家庭在處理外來勢力（治療者）時的慣有模式，所以在“加入”的同時也就是在做結構的診斷。但是，“加入”的工作并不只是如何適當地把治療者放進某個家庭中適合的位置，或只是在于發現家庭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只是選擇去順著家庭的一些規則而已。“加入”還可以用來作為處理的技術，通過使用一些不同規則的運作，攪動家庭原有的規則，來看這個家庭是如何回應的。治療者或許可以發現或找到仍能維持家庭的穩定態的“加入”途徑，雖然這樣也能獲得一些診斷的資料，但是以價值的程度來看，這樣做的價值會少于治療者去設計一些動作而達到挑戰及改變家庭規則的效果。
一個好的治療者，有時可藉由暫時的順應家庭“風俗”而“加入”家庭，在聲調、用語及姿勢上，循著他們的規則，一邊真正去經歷家庭的一些信念及其強度。這樣的方式對于會談的初始階段尤其有用。如果治療者“像”他們的家人，則能較容易進入，所謂的“入鄉隨俗”指的也就是“加入”新環境時的做法。但是，假如治療者不帶著一些“企圖”，即使僅是私下決定要打破家庭規則，那么這些立場就顯得很危險，這使得治療者反而被“同化（Induction）”了。“同化”指的是治療者在不知不覺中順從了家庭病態的過程及結構?；蛟S治療者可以接受的事實是：有時為了“加入”，“同化”是無可避免的代價，但同時也要確信自己不會完全贊同家庭的某些慣用模式的儀式化行為，否則，就不成為是一個治療者了。有些人以為被“同化”是個痛苦的過程，而痛苦可以協助治療者在被同化的狀態中及時警醒，但不幸的是，當治療者被“同化”時，他經常是最后一個發現的。
――描述、說明、解釋
雖然，結構取向治療相當重視行動，認為行動先于認知。但實踐經驗的積累中我們知道，絕對無法忽略認知在治療中的重要性。不如認為認知與行為也是互動存在的，行為所得知的經驗，能通過認知而鞏固；反之，有時認知也能帶動行為的改變。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治療者向家庭“描述”、說明或解釋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此時治療者的態度如下：
（一） 治療者是專家
治療者常須提供對家庭的專業看法來使他們看到自己所忽略或否認的治療進展。有些家庭搜集及判斷信息的機制和能力是如此的差，他們無法看到任何的進展及差異，治療者必須向他們提供來自外界的判斷和看法。有極大壓力的家庭，如，有疾病嚴重的小孩、暴力或復發精神病的家庭，常需要治療者一再地提醒他們導致惡化的行為順序。在這種情況下，治療者必須強而有力的負責起領導的責任及矯正家庭的態度。若不如此，很可能會導致其他傷害性的癥狀的爆發。
在專業的角色中，治療者也可累積資料及證據來作未來復發可能性的預測。例如，某剛升上大學不久的老幺因精神病發作，在短期住院之后，即將回家居住。治療者在面對此個案時，可面質家庭的否認，說：“這小孩將與你們生活在一起許多年，或許直到你們去世，除非你們能即刻面對這個問題。”治療者也可說：“不少家庭也遇到這問題，臨床上常會看到的結果是在家照顧這小孩一輩子。”傳遞專家的判斷時要平靜但要堅定、有說服力和有經驗的。
（二） 治療者作為老師
有許多情況，喪失了功能的行為順序是因忽略，而非惡意。父母和小孩常相當開放地透過治療者輸入的信息來學習。有些初為人母的母親、缺乏如何為人父概念的父親，剛移入新環境的家庭和由低階層向上爬升的家庭，他們可能需要的僅是一些教育性的建議，包括開些書單給他們。教育取向不僅給他們直接的知識，還提供了間接、有禮貌的方式，即避開了潛在的令個案困窘的情境。當然，治療者隨時要評估個案是不知道還是不肯做。
（三）治療者作為行為順序的描述者
對行為順序的描述可能是治療者最常用來告訴家庭，他們是怎么了的方式。他點出了循環互動之舞的連結，告訴所有參與者他們典型的角色及向他們解釋這舞步是如何形成他們的問題的。在做任何行為順序的描述時，治療者必須小心，不僅要留意自己陳述的準確性如何，還要看家庭是如何來接收這些信息以及這樣的陳述是否會對他們造成沖擊。一個好的順序的描述必須像給予作業指令一樣，也就是說治療者必須評估家庭的情緒狀態、時機、要將誰包括在描述中等等；當這系統相當愿意開放于新信息時，對他們做行為順序的描述將會很有效果。
治療者的描述不僅是讓家庭被動地知道，也要在治療者的指引下主動地去揭露。讓家庭能體驗或了解已然為治療者觀察到或者察覺到的行為模式。治療者利用描述或作業的形式試圖向成員顯示，他們原先處于隱微結構下的角色經驗或是已顯露出的能產生新經驗的機會。家庭雕塑技術是在指引下揭露最好的例子，因為任何空間位置的重置都將促使成員從其它參與者及治療者的積極指引下得到新的學習。這種形式的告知與單純的行為順序描述（它的行為是自然發生的）是不同的，它是根據他們經驗刻意設計的結果，當完成時家庭成員可能得到對于生活過程的新概念。
（四）治療者作為解析者
基于觀察和許多有關內在心理過程的假設，治療者常要提供對于家庭問題的解析。這些概念相當關切內在動機、個人的情感狀態對行為的貢獻及預見交流行為和內在心理狀態之間的心理動力的關聯。治療者解析的意圖在于促進成員對于行為的理由更有洞識，也建議說某些公眾行為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給予個人私密的呈現和內在的力量。這種形式的述說，以理論架構而言，并不包括在行為互動的系統典范之內，但它常合意于精通傳統的雙人間互動心理學的個案。當解析的過程與家庭改變的風格口味相合時，結構取向的治療者也會去選用它，但常要慎重地考慮此技術對底層聯盟的模式及結構功能的沖擊。
（五）治療者作為重新框架者
正向框架是貫穿所有的告知和解釋技術持續出現的特征。雖然它顯然并非源自結構家庭治療的理論，但它在臨床上運用廣泛。因此，它在解釋性介入處遇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重新框架某事是單純地去注意特定行為多面向現實的不同面向。對于事件的感知，審視我們何時及用何角度來看它。例如，如果我們視某先生的較少與小孩互動為“被動性格和毫不在意的父親角色”的確定特征，然后，如果我們將認知角度從他的親職角色表現轉到去評估婚姻中的忠誠和支持時，我們會發現該先生是敏感
――模仿、聚焦、演出
模仿（mimesis）
“模仿”是指用模仿家人的態度、風格、情緒表達的廣度或溝通的內容來“加入”家庭的過程。治療者可說出自己的經驗或模仿某成員的行為，這?？梢岳c家庭的關系。治療者要留意家庭所使用的語言，是聽覺性、視覺性、嗅覺性，還是體覺性的；也要留意他們所使用的隱喻、他們的動作、“家規”，如“勤儉”、“書香世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家和萬事興”等。
聚焦（focus）
在治療中，治療者像是照相師，他利用相機鏡頭呈現他所想呈現的景象，例如，他要呈現一個房子，他可選景，拍出門鎖、門跟窗，再從另一個角度來呈現煙囪等等的一組照片。對同一物體從不同的角度來傳遞多層次的信息，它不僅是在描述，更是在傳達一個概念。
治療者在觀察一個家庭時，會被復雜多樣的信息淹沒。他會忙于要看出界限、注意權力、看出問題所在、研究互動行為的功能等等。治療者必須在某種意義架構之下選擇及整合這些信息，而這整合必須在治療者的基本模式（schema）之下，以促成改變。亦即治療者必須將這些資料重新安置，使之與他們之間的互動有關，并與治療相應作連結，也就是說要將他們的癥狀行為與系統做關聯。
要做到這些，治療者必須先選擇一個焦點，再發展出一個工作的主題。與此同時，他必須要篩選掉許多雖然相當有趣，但與目前治療計劃無關的資料。這樣他才能專注于他目前的治療工作，而不會被太多的資料所干擾和淹沒。
治療者的基本模式包括結構的目標和欲達到目標的策略。例如，要向情緒相當糾結的家庭結構挑戰，治療者可聚焦于家庭模糊的界限。他要如何做到這個就取決于治療中出現的內容和過程，而許多資料將會依照治療的主題而被摒除或轉化變形而加以利用，來達到治療目標。
鎖定主題來探索的治療者象挖井一般，從一個小的范圍深入。他所探得的資料是與改變的過程有關，而非僅是家庭史和描述而已，他專注于家庭經驗的某個片斷，將得到掌管家庭行為規則的有用資料。? 當然，治療者必須相當明了自己“以管窺天”以偏概全出現危險的可能性。一旦他自己選定了焦點，就可能忽略掉某些資料。他必須敏感于某些警告訊號，如果家庭告訴她：“我們無法跟得上你”時，他必須聽進去，因為那是說：“你是在和你的理論一起閉門造車，而不是和我們在一起。”治療者也要明白，聚焦有陷入被同化的危險。當他順應家庭而搜集資料時，他可能被吸引取得到家庭覺得容易說出的資料。治療者的工作是去使家庭改變而非讓他們覺得舒服。
演出
“演出”是指治療者將家庭的沖突帶入治療情境，使家人“示范”他們是如何處理的。治療者據此可計劃調整他們的互動和促使結構改變的方法。例如，一位母親抱怨兩歲半的女兒愛發脾氣和在祖父母面前、在巴士上或其他場合讓她受窘。在早期的治療階段，女兒一直表現良好，在第三或第四次的治療時，女兒要求要吃口香糖，治療者看到這個機會：他要求母親不要給她糖，因為午餐時間快到了。這個小孩開始哭、鬧和脫衣服，當母親快要投降時，治療者鼓勵母親堅持下去，半小時后，小孩緩和下來了，盡管治療者和媽媽都累慘了。母親終于能在這“演出”中堅持己見來管制小孩。用結構取向的說法來說，代間的界限重建了，有效的替代性的交流形態被介紹了，階層體系建立了，小孩的脾氣減少了，因為她知道母親有能力處理了。
――跟隨
（一）理念
“跟隨”這技術是指治療者采用中距的位置來積極傾聽家庭所述說的事件，去發現家庭知道事件，去發現家庭知道事件從頭到尾的互動行為順序、家庭的結構的資料、思想或在系統情境中的感受。但“跟隨”絕非是中立及客觀的，治療者在這過程中是帶著系統及結構的觀念進入的。“跟隨”可是家庭報告出原先所忽略的，例如，在對吵架事件的“跟隨”中，治療者可能會去問，“當時小孩在哪？”或是“先生是按了哪個神奇的按鈕，使你變得不可自制地暴怒？”如此治療者順著他們所報告的事件卻帶入一些新的資訊。
治療者要注意的常是過程，而非內容。治療者所跟隨的對象可為癥狀、行動、溝通、興趣、家庭主題或非語言的隱喻及家人溝通中所用的象征（如，生命的主題、價值、特殊的家庭事件），并將之刻意地用在與家人的對話上。當跟隨象征時，治療者要要求個案運用他們自己的象征或隱喻來詳盡地描述或展開他們經驗的順序，這可傳遞出治療者珍視家庭成員所說的話，也是可影響他們交流模式的一種方式。米紐欽把這技術叫做“以跟從來領導（leading by following）”。
其實，大多數的治療學派都運用此技術。例如，心理分析家會跟隨阻抗，阿德勒派則跟隨內在的邏輯，而認知取向治療則跟隨非理性的相信體系。策略取向治療者試圖尋找并及激起被“卡”住家庭的正向回響環。結構取向治療者則用此方式來“加入”家庭系統的文化及語言，之后再藉此來改變舊系統。結構取向或許是用系統的觀點對此技術著墨最多的吧！
Aponte和Van Deusen指出“語言、生命主題、歷史、家庭的價值觀等等都是組成家庭認同的要素”，而這些象征則存在于溝通的內容中。治療者用他們自己的象征與家庭溝通，進而建立與家庭成員的關系。
米紐欽和費許曼描述跟隨是在加入家庭時，輕柔地引導他們形成新行為過程中的基本要素。這是結構取向治療中非常重要的策略。經由建立結構、引起互動和交待作業，個案和治療者建立交流，在這交流中治療者加入個案，幫助他們敘說自己的故事并整合入治療過程中。治療者起初要聽家庭的故事，然后將交流由內容層面轉入人際關系互動過程的層面，專注于同一件事，領導個案探索并試驗新的行為
（二）步驟
米紐欽的建議
治療者跟隨著家庭溝通和行為的內容并鼓勵他們繼續，治療者象是唱片溝紋中的唱針。最簡單的跟隨的形式是去問澄清性的問題，如贊許、鼓勵、促進他們繼續述說或選擇在述說的某一點上去引發、增強。治療者并不向所說的內容挑戰，他將自己處于感興趣的聽眾的位置，在這時他是典型的不具侵犯的治療者，他常發出：“嗯、嗯”，促使他們繼續陳述、重復他們所說過的話、對他們說出的話做感興趣的回饋和詢問更詳盡的內容，如，對某互動的看法、感受，做某行為時的意圖，對某人的期待等等，這些方式是心理分析及非指導性治療者控制溝通的流動及其方向有效的方式。
系統治療者會問：“在某情況下，誰會第一個去做某事？”“然后，第二個人會做什么事？”“在這事發生時，其他的家人在做些什么事？”治療者繼續問，直到與癥狀行為或抱怨的事件有關的所有順序都被說出，并認出行為后果而直到順序再次發生為止。這完整的行為順序是家庭系統中的一個自我增強回饋環，它會持續出現，此乃治療者要處理的癥狀的特征。治療者可由此看出每個成員的行為是如何維積此家庭抱怨的、重復的行為模式的。治療者以不評斷的方式來呈現此問題，他表現出對家庭在此重復模式中的所作所為相當好奇和感興趣。當治療者學會家庭的語言時，可用此家庭的隱喻來增加對此問題的教導。治療者也可要求個案演出某特殊事件。例如，對父母說：“你們能坐在地板上加入小孩玩娃娃嗎？”藉此打破他們尋常的互動行為模式。
治療者利用所獲得的資料形成自己對系統的假說，但同時也給家庭系統某種形式的回饋。“所以在父母之間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是你的工作？你想他們會需要你當這和平天使多少年？”這回饋通常被正向地重新框架，這是為了使每個人都覺得被重視、有價值感、不失面子和建立友善而合作的氣氛。這樣的回饋也鼓勵家庭成員去看他們所作所為和輕輕地點他們、鼓勵他們改變。
（三）例子
跟隨特定的家庭主題也可提供家庭結構的線索，如，與一個情緒糾葛家庭一起工作時，治療者注意到父親說他不喜歡關門，于是他跟隨這“門”的主題，發現孩子不被允許關上他們的房門，弟弟與大姐同房，父母的性生活被縮短了，因為他們的房門是開著的。后來，治療者用這個“門”的隱喻來幫助家庭澄清他們的界限。是故，跟隨也可用作重新建構的策略。
下面的例子取材自米紐欽和費許曼的著作《家庭治療技術》。被認定的病人是一位憂郁的丈夫，一再地抱怨家中一團亂。
治療者（米紐欽）（對太太）：“你認為你的房子一團亂嗎？”
太太：“我不認為房子一團亂，但我想可以更干凈一些。”
治：“你的丈夫認為房子一團亂時，就表示你不是位賢內助嗎？”
太：“是的。”
先生：“是的。”
治（對太太）：“他能直接告訴你嗎？還是他必須把話吞下去？
太：“不一定……這要看他能否感受到我的難過……”
先：“我想，當對一些小事的不爽漸漸地累積，而我忍受住，直到有一些小事引爆，那時我會變得很挑剔、很生氣……當我生氣挑剔時，我覺得很內疚。”
治：“所以，有時家庭好像\'陷阱\'一般。”
先：“并不是整個家都如此，都是（指太太）……”
跟隨發生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治療者跟隨先生所抱怨的房子一團亂（的內容），到家庭把他陷入維持他的挫折的束縛中--“陷阱”--它增強了他憂郁的感覺和角色。如果他生氣，他會是太太難過。會談持續，很快地就發覺太太也害怕對先生直接，因為擔心他會難過。
以直接且明顯的方式將他們的行為反射回去，治療者同時連結了家庭成員也向此系統挑戰。他引導這對夫妻看到不直接和不愿令對方難過形成了一個陷阱。這是他們能討論他們能與對方堅持己見的能力，而批評對方是為了使自己不那么憂郁的
以先與某人然后再與另一人連結的方式，治療者能肯定每個人的立場和需求，而在同時質疑或向行為的有效性挑戰。未被說出的問句為：“當你看清自己的處境時，你還真的想要停駐在這樣的位置立場中嗎？”
（四）應用
跟隨鼓勵個案以確定而非概化的言語去描述或演出他們的經驗。他穿透了圍繞著癥狀的家庭神話而允許他們看清自己的處境。他使治療者能觀察事件原本的始末，每個人如何形成者行為順序，和誰會最致力于維繼它的存在。
這技術可用于言語問診的形式中或使家庭展現于事件的演練、戲劇或游戲中。
